疫情之下，北漂们的逃跑计划

“5年后，我在北京能做到什么职级？在重庆能做到什么职级？”

“我在北京要立足的话，房子的问题该怎么办？”

一个个现实的问题一股脑涌来出来，文静在纸上奋笔疾书，即便已是凌晨1点，她依旧没有睡意，也根本睡不着。

她不清楚自己要不要继续留在这座城市。“我总是会想起以前的公司的一个前辈，35岁了，做了总监好几年，就再也没有升过职，而且依旧单身。”这会不会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今年刚刚满30岁的文静曾多次反问自己。

作为电影行业的一位制片人，如今文静已经失业四个月，靠存款度日，“房租5100+生活费，各种开支算下来，差不多一个月要9000元”。

这是她来北京7年从未有过的经历，毕竟照她的履历——自己创过业，在多家大型公司做过制片人，月薪20K+，负责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制片，比如古天乐的封帝之作《贪狼》。这样的履历，即便影视行业下行，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这给她去年底辞职的底气。

现实没有按照预期运转。影视行业从2018年开始入冬，2019年全年有近2000家影视公司关停，行业龙头万达在去年巨亏47.29亿元。

影视行业寒冬叠加疫情“黑天鹅”，让她投出去的简历大都石沉大海，收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家公司邀约，对方只给出了1600元的底薪。面试完的当天，她就在心里嘀咕，“我们行业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受困扰的不仅仅是文静。

苏志，摄影师，1991年出生，武汉人。2019年，在经历了导演捐款跑路后，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步入了正轨。就这样，他和妻子省吃俭用攒下了二十万块钱，去年在武汉买了房子，每个月要还4000多元的房贷。

今年1月至今，苏志没有一分钱收入，而妻子的公司每个月只发给她最低工资，开始是2200元，后来因为是湖北籍，变成了3080元。

但这远远不够，两个人在北京的房租每个月要支出3500元，再加上一个月4000多的房贷，算得上入不敷出。

下一步该怎么走？没有人心中有确定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长期的无所事事，最能使人沮丧。

就连文静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息一下子乱了。晚上，只要一闭眼，焦虑和迷茫便充满整个大脑，她总是熬到第二天中午，才有了些许睡意，但也只是浅浅的睡眠，“3点钟就起来了”。有段时间，她甚至患上了中度抑郁，医生让她吃药缓解，她强烈拒绝。

文静打算让自己忙起来，靠自己的行动和意志来击退抑郁症。

“白天出去拍视频，拍完回来剪，剪完发，发完晚上直播，直播结束到一两点，仍然睡不着，闭眼就想下一个文案”。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并没有改善自己的情绪，反而加剧了焦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她竟然当众大哭，粉丝劝都劝不住，于是她打算关掉直播。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苦，是暂时的

孤独和惆怅，总是很容易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中。

文静总是会想起从前。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因为父母管得太严，“出去跟朋友吃饭，都要求定点回家”，再加上从事影视行业的叔叔一句，“你要是想做电影做出成绩，那只能选择北京”。7年前，文静孤身北上。

年轻就是资本，“北漂”一族总是有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像文静这样憋着一股劲儿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2009年，高中肄业的阿坤揣着200块钱来到北京，一份4块钱的蛋炒饭、一包5毛钱的辣条是他每天所有摄入的能量。

金融从业者吴刚同样囊中羞涩，刚来的时候，他住在河北廊坊，每天换乘两波公交，再换乘地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公司。

摄影师苏志在北京的地下室里住了9个月，自费学习所有的摄影课程，他曾经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晚上，蹲在路边帮服务的艺人修图，寒风刺骨，他需要不停地搓手才能继续工作。

文静也没有好多少。刚来北京，她就被中介坑了，临时搬家。因为没有电梯，她从六楼扛下了七八个袋子，拖着袋子搬去附近的房子。或许是因为袋子质量不好，或许是因为文静已经筋疲力尽了，拖最后一个袋子的时候，袋子被磨破了，东西散落了一地。

初入北京的生活总归不够光鲜，但逼仄的生活体验和糟糕的交通环境并没有击退他们，很多“北漂”坚持认为“苦是阶段性的”，让他们可以熬过这些苦难的是那些鲜活的梦想。

阿坤刚来北京的时候，居住在一个面积仅有五六平米，仅容得下一张1米8×1米2的床地下室里。因为手头紧，他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找个能落脚的，包吃包住地方。而满足他要求的基本上只有两个工种：饭店服务员和保安。

于是，阿坤顺理成章成了青年路某高档小区的一名保安，小区现在的房价7万一平。

晚上值夜班的时候，他总是躺在小区柔软的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或许是一个太抽象的话题，远远不如车子、房子、票子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更为实际。阿坤希望自己5年后可以成为千万富翁。金融从业者吴刚“北漂”的理由和阿坤高度一致，赚钱，足够多的钱。

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物化。从小喜欢电影的文静则期待，有一天自己的名字能出现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栏，那样她就可以大声告诉所有人，“北漂”这些年没有白来。

这些想法在旁人听上去多少有些荒谬，但是在“北漂”们的心里，这并非遥不可及。

触手可及的梦想

阿坤并不清楚该怎么赚到1000万，但他知道靠做保安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来到北京第二年，他转行做了房产经纪人。阿坤形容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是误打误撞。2011年，招聘网站还未大规模兴起，像阿坤这样的“北漂”找工作，更多的是靠路边贴出来的招聘广告和一家挨着一家打听。

那年国庆假期，他刚好看到附近的房产公司的门店开着门，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直冲冲走了进去。“你们这个活儿我能干么？”阿坤问道。“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他就问我，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保安的。那个负责人就说自己之前也是干保安的，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阿坤很庆幸自己入对了行。这里不看出身，不需要混资历，拼得就是实打实的销售业绩，所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拼的是努力。

阿坤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也可能真的适合这一行”，那一年，阿坤的收入火箭式上升，一个月可以赚到1万多。收入一旦改变，北漂们最先想到的事儿就是搬个舒服点儿的房子。来北京第二年，他从地下室搬到了地上，这也让他第一次有机会在阳光下打量自己腿上因潮湿而泛起密密麻麻的红疹。第三年，月收入近2万；第四年，年薪有50来万。

如今，疫情来了，阿坤所在的房产行业没有了往日的快速增长。

编剧徐雯雯来北京3年了，她最大的梦想能有一个自己署名的作品。

入行第一年，她加入了一个工作室，只有稿费没有底薪，但拿到稿费的前提是甲方通过了剧本，并且将酬劳全部结算给公司。

第一年，因为剧本没有通过，整整一年，徐雯雯收入没过万元，其中1/2的钱是公司发给她的过年费，而剩余的约3200元，是某个项目的定金，她靠着接一些私活勉强维持生活。

本着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原则，工作室总是同时接好几个剧本，徐雯雯也是多线条工作。文艺工作者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大多是深夜，加上工作繁忙，徐雯雯总是从下午三四点写到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每年的除夕夜，她都在赶稿子。

去年，她终于接近了自己的梦想，“甲方看了前五集，就觉得可能成为爆款，我们当时都觉得甲方肯定不会退货”。甲方甚至已经定下了导演，演员遴选也提上了日程。

但工作室的老板觉得不满意，过来横叉一杠，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要求推倒重来，双方经常因为这个剧本开会，确切地说争吵到晚上10点，11点。在公司，她强忍着压力，下班后，她总是在滴滴的快车上抱头痛哭。

她和老板的矛盾逐渐加深，“他总是批评我们说写得不行，故事感不够强烈”。更过分的是，疫情期间，老板从老家回来，隔离期未结束，就要求徐雯雯去公司和老板一起开会。

从那个时候起，她浑身起满了疹子，“疹子其实代表我的一个焦虑状态，因为我有神经性皮炎”。但她没想过放弃，天生对猫毛过敏的她甚至领养了一只猫，“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对猫毛产生抗体，我想尝试着对抗一下”。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猫更像是现实生活的映射，表面上是对抗猫毛，实际上，徐雯雯想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让自己对眼下的压力与焦虑产生抗体。

徐雯雯想等到那一天，等到所有人都进组后，她才能有署名权，“中途离开是没有署名的，那会很可惜”。

短暂的舒适VS长期的无力

几乎所有的“北漂”们曾享受过短暂的舒适生活。

2015年，双创热潮卷着热钱吹到了各行各业。

这一年，网贷平台涨至3464家，相比三年前，翻了5倍。吴刚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一个月，吴刚的工资就有17万，工资发下来后，他马上全款买了辆车。

文静所在的影视行业更是离谱，“片子只有一张海报，一堆人就要投资，最夸张的时候，一个礼拜就搞定了”。行业上行，文静跟着消费升级，包包逐渐从小众奢侈品到Gucci、LV，“但也只有几个”。如果没有疫情，她甚至打算今年给自己买辆车，“总不能坐地铁出去跟人谈项目吧”。

一个月收入过万后，阿坤去三里屯花了五六千买了一件他最心爱的球衣，“连眼睛都没眨”。

看似优雅舒适的生活，并不能抵得过漂泊的无力感。

去年国庆节，徐雯雯的父亲经历了一场11个小时的手术。而她却要在外面一边忍耐着担心，一边沟通工作，父亲手术结束后，第二天，她便需要熬夜2天内写出来一个季的剧本，而这个工作量平时需要一个礼拜，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父亲。

作为国内TOP级互联网公司某项目的负责人，甘露把互联网吃得通透。但在疫情期间，自己的父母从老家回到工作地，却因为不知道如何办理隔离手续，差点儿露宿街头，“我就觉得我知道这么多，但帮不到我父母”。

漂泊的无力感更多的来源于房子。“北漂”们永远会回到现实，他们清楚地知道：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适优雅更加重要。

吴刚曾想过买一套房子，在北京最辉煌的时候是2017年，一年税后收入近百万。那一年，他想着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第二年在北京买房。但是，到了2018年下半年，互金行业到达冰点，吴刚的收入断崖式下跌，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二三十万。吴刚知道，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坤也不想再跟自己较真了。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他很少再提及自己千万富翁的理想。“慢慢你也就想通了，你知道那个不现实。”2014年和2015年，他在老家武汉买了两套房子，“把他们一卖也可以付个首付，但是月供就得1万多，我觉得不值得”。

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不仅秋刀鱼、肉罐头、保鲜纸会过期，就连梦想也会过期。他最新的目标是，每天健身，瘦到160斤。

「回不去的才是天堂」

一旦“北漂”们意识到，梦想实现的概率越来越低，离开的种子便在心里种上了，疫情更是加速了种子的生根发芽。

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在对比了多项指标后，写满了好几页纸后，文静也终于得出的结果是：重庆的得分比北京的高。

这让她突然变得踏实了很多。文静开始将回重庆的计划提上日程，在下个季度缴纳房租前的最后一天，她决定彻底告别这座城市。她心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舍不得离开北京，是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开始不再幻想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列出现自己的名字，而是有了一个更加实际的目标：去自己前辈的公司里做电商运营。

摄影师苏志和妻子的撤离显得更为仓促。

4月底，夫妻二人刚刚从武汉回京。即便已经复工了，但妻子的公司实行减薪制度，只发60%的工资，扣完社保和公积金，只够缴纳房租。苏志所在的影视行业，在经过了去年的寒冬之后，今年更是雪上加霜，整个行业没有需求，基本上大部分摄影师都没有工作，“我就知道我们在北京应该待不下去了”。

夫妻二人决定在6月前退掉北京的房子，回武汉创业，“帮别人拍拍婚纱照，拍拍毕业照之类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苏志这么干脆。

5月初，30岁的吴刚开着一辆空车回了河南，他虽然提了离职，但是行李全部在北京，房子也没有退，即便，工资已经断崖式下跌，但他依然纠结，“就是舍不得，毕竟是奋斗过的地方”。而河南也同样让他放不下，两个月前，他刚刚“升级”为新手奶爸，在北京奋斗，意味着缺席孩子的大部分成长。

徐雯雯还在等着梦想实现的那一刻。实现的前提是，演员确定档期，并且整个拍摄过程，她都不能离开，而疫情将这个时间无限拖延。

“那如果演员一直不能确定档期呢？”徐雯雯在心里问自己。她心里清楚，这个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变化。就像某一天早上，她准备起床去楼下心爱的菜市场买个烧饼吃，却发现菜市场一夜间之间被拆除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在心里嘟囔。

“那就直接放弃吧。”她给出了答案。

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北京3年，徐雯雯将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她又会怀疑自己，“这三年忙忙碌碌，但最后到底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疫情留给每个人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它让每一个北漂们开始思考：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我最关心的人？

想明白这个问题，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4月29日23点59分，甘露和朋友围坐在桌子前。几个女孩子从23点59分五十秒开始倒数：10、9、8......她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北京，回到西安，陪伴父母。

阿坤自从去年12月回湖北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仅仅是疫情阻断了他回京的路，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北漂”10年，他一直在帮别人安家，而自己却无法在此安家。

10年漂泊，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但北京依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你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他是武汉人，他说话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儿化音，偶尔还会吞字，比如西红柿炒鸡蛋，他会读成“ xiong shi 炒鸡蛋”。

在确定离开之后，文静偶然听到了腾格尔的《天堂》，那是她第一次深刻理解这首歌的含义，“回不去的才叫天堂”。

那留不住的呢？大概就是青春和梦想。

每个人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就在几天前，文静的师妹斩钉截铁地告诉她，哪怕这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我死都要死在北京。而像文静、阿坤、苏志、吴刚这样奔三的人似乎已经被现实磨平了梦想，你必须承认自己的平庸，然后笑着向前。

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般的梦想；每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由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这依然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这里，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欢笑也有泪水，而这才是城市，是城市日复一日的故事。